天蒙蒙亮，黄艳就赶到医院，和她同来的还有周老板，他给姚为民预备了五千块钱的住院费。
九点之后，医院开始为为民做术前的准备工作:血尿常规检查，做心电图，拍胸片；两名女护士当着其他病人的面给他备皮。然后主治医生、麻醉师先后找他谈话，询问既往病史，告知手术的各种风险，最后让黄艳签字。
姚为民中午十二点进入手术室，三个小时后才被推出来。陶医生跟黄艳说:手术很成功；昨天晚上要晚来一个小时，他的小命都没了。黄艳听了，吓得脸都白了。
整个下午，为民只觉全身僵硬，浑身发烫，意识模糊，昏昏沉沉睡到晚上十点多才清醒过来。刚一醒，他便想到他的那些客户:要等自己病好了，恐怕这些客户都丢完了。他打电话给王文利和另外两个同行，按路线把这些客户分类，委托给他们去送。尽管平时大家来往不多，但像这种两全其美的事，也没人会拒绝。
为民几天都被不允许吃一口饭，身体看着非常虚弱；好在病情稳定，伤口一天天在恢复。黄艳陪护了六天后，他就让她回厂里去上班了一一他感觉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身体通气之后，他慢慢可以进点流食了。医院食堂每天饭点都有人将饭菜送到病区楼道叫卖。为民早上不打针时自己就可以去买饭，中午病友家属会帮他打饭。
这是一家军工医院，被誉为南郊最好的平民医院，前来看病的多半是郊区的城镇居民和外地的农民工。为民所在的病房有四个床位，其中两个都是附近的村民，另外一个是湖北的一名建筑工。本地两个病人每天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时来的人挤满病房，护士都没地方下脚。相比，姚为民和湖北人这边，几天都不见一个人来。这种对比难免会影响到为民的心情，孤独凄凉之感油然而生，而陶医生对几个病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更是让他感到寒心。陶医生是同室四个人的主治医生，平时极少进病房，只是在早上例行查房时进来转一下。但他每次查房对那两个本地人问长问短，关怀备至，却对另外两个病人，敷衍了事，冷若冰霜。难道仅仅是陶医生长了一双势利眼？
一天晚上打完针，为民有事上医务室去找陶医生，只见陶医生正在和本地一位病人家属在谈话，于是他就先离开了。等了二十分钟后，他过来再看，见两人仍在谈话，于是他直接就进去了。陶医生见了，突然把脸一黑，冲着他大声呵斥:出去！出去！有事等一会儿，不行吗？为民压住心中的怒火，退了出去。这天晚上，他一直都在想:要不要给救命恩人送个红包呢？他是真心这么想的。打电话跟黄艳商量，黄艳说:“你钱多是不是？”
让为民深受感动的是那些女护士，她们并没有因为病人的身份不同而厚此薄彼；只有从她们身上，他才真正体会到社会人文关怀的温暖。
黄艳走后的第二天，向甜来医院看望他。向甜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看着他说:“我都服了你了，开始疼成那样，为啥不第一时间打120？也不给别人打电话？前两天就该上医院了。看你受的这罪！”
为民说:“这是我欠身体的，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这也是观念问题；我当时就想，应该没多大问题吧！农村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等病大到人不能支撑时才看，哪有城里人的超前意识？都是贫穷害的。在这里，我要代表我的大脑向我的身体表示诚挚的歉意，当初为了满足买房买车的欲望，让它们受罪了。”
“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现在给它道歉有用吗？还在这耍嘴皮子?”向甜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以为去村子里的诊所看了，就足够重视了。所以说，我这辈子即便明天把家安在城市，也脱离不了农民意识和生活习惯。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和这座城市那么格格不入。”为民苦笑着说。
“还说你不好意思打扰别人，你都没想后果吗？其实我那时候还没睡，借个电动车过来，也就十几分钟的事。”向甜说。
“关键我隔壁没住人一一房东两间门面房宁肯空着，也不愿低价出租一一要住人，那就好办了。”
向甜在病房里待了近两个小时才离开。
在向甜之前，王文利和以前的两名同事都先后来医院探望他。他们仨人都太忙了，不敢在医院多停留一刻，放下礼品，打个转身就走了。
姚为民住了十一天院，一共花了八千多块钱。农村合作医疗在这个医院的报销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而且只能回老家报。出院一周后，为民去医院档案室复印了报销的所需的各种材料。
在家养了几天伤，趁着自己还不送货有时间，他就回老家永安县把合疗报销的钱领了。
在家休养了二十多天后，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但姚为民已经决定开始送货了。他逐步从王文利他们手中收回自己的客户，慢慢将生意欲拉回正常的轨道。不过，他对待工作再也没之前的那种斗志和精神了。因为这次生病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去挣钱是一种得不偿失错误思想。他从此开始注意饮食生活规律，关心自己的健康了。
九月按说应该又到一年生意的旺季了，但现实远不是他期待的那种状况。首先，才开学，他就把三个学校的客户丢掉了一一有一个直接就不要他的面包了，有两个学校暑假期间搬迁到郊县去了。失去几个学校都不大要紧，本来他就对学校没抱多大希望。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从今年夏天到现在，他竟然没新添一家工地客户:要么是新开的工地他没发现，要么是很多被圈起来的荒地没开工。一些老客户所在的工地，因为资金不到位，或者别的原因，工程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像向甜所在的这种工期已进入后期阶段的工地，工人少了，销量也就下降了。
总之，从目前来看，为民预判，今年后半年想要维持前半年的那样的收入，估计很困难。他看电视上经常提到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想，难道农民工返乡大潮已经到来了吗？他想没那么快——农民工返乡应该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因而，他认为他的销售和收入也不会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过程；换句话说，尽管他的生意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在短时期内仍然能给他带来希望。另外，和生病之前相比，现在他生活的期望值也变低了，就目前的现状，自己从心理上完全可以接受。
“现在我的观念变了。我觉得以前太累了，现在刚刚好，每天中午还能休息一个多小时。至于未来，以后的事谁知道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一天谈到生活态度时，为民这样跟向甜说。
“啥事走一步看一步？你不买房了？你说想把娃转回西京上学不转了？”向甜问他。
“我咋感觉买房的愿望不是很强烈。”
“娃转学的事你能说到时候再看？这得提前做打算。”向甜一本正经地说，仿佛操心的就是自家事一样。
“我问过人了，好点的学校进去要花两三万块钱，就这还要有关系。”
“我让你去找你的向老板，你不听我的。”
“我宁肯花点钱，真不想为难别人，也不想为难自己。你想，和他多少年没联系了，现在人家地位不同了，要跟你一个给他打过工的人讲交情，现实吗？”
“我说你就是死心眼。他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你找上门了，他怎么可能不认你？这些年，我们老家找他办事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向甜带着责怪的口气。
“我跟他们能比？该花钱就得花钱，不该求人就不能求人。”
“你钱多你给我两万，我给他一万，自己贪污一万，你看行不行？”向甜笑道。
“一言为定。到时候我直接找你哦！”为民大笑。
“是这，我先到我婶那里给你探个口风再说。”
“你可别挑明了说。”
“不用你教我！我直接给人家说你给姚为民把这事办了，人家问我姚为民是你啥，我咋回答？”向甜白了他一眼说。
为民也没把向甜这句话真正放在心上，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个把月，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向甜的婶婶一一当年的夏老板——打来的，
夏老板说:“甜甜跟我说你还在送面包，我就让她问问你，看有没有哪个学校能开超市，给我推荐一下，甜甜就把你的号码给我了。我说现在在家没事，想弄个小超市干，可你知道老向这个人是个直人，一点忙都不肯帮我……听说你这些年也把钱挣了，准备全款买房了……听说你最近住院了……孩子还在四川上学……”
夏老板跟他东拉西扯，聊了近半小时，像多年未见的故人。为民也没敢把求人的事挑明了说一一他觉得做事应有个分寸。夏老板最后邀请他再过一周去参加老向的生日聚会，说多年没见面，借此机会聚一聚，叙叙旧，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
过后，为民就问向甜怎么给夏老板说的，她咋知道得那么多？向甜说:“我肯定没提你娃转学的事。你不知道，我一提你，她就主动问这问那的，问的可详细哩，最后人家就给我要了你的电话。我真都怀疑你俩是不是有一腿？”
“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谁的玩笑都开！不过，我得感谢你，等事成之后再重谢你。”
“怎么个谢法？”
“送你一个大大泡泡糖吃。”
尽管向甜告诉他，参加向老板生日聚会的大多是他们老家的亲友，不会有特殊身份的人来，但姚为民还是感到不自信，甚至有点紧张害怕。他问向甜送多钱的礼合适。向甜说一百就可以了，这是惯例；多了，他叔会生气的，反倒会“害了″他的。为民提前就掏了二百块钱给向甜，说他人生，让她到时候代他送礼。向甜只拿了一百，说自己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