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迅速躲进旁边的一家超市里，逛了几圈再出来时警车已经走了，大街上一瞬间又恢复了喧闹，真有一种鬼子进村的感觉。
回去后晓东说报社要调整，他暂时不上班了，让朱旭办个暂住证和他出去倒ip电话卡先挣点钱再说——朱旭来时带的钱也快花完了，每天闲得抓狂，早就想出去走走找点事做了。
于是俩人从马甸邮币卡市场批发了ip电话卡，骑着自行车在城乡结合部做起推销员来。这种ip电话卡对传统的长途电话是一种颠覆，它以低廉的资费和不错的音质很快的占领了市场，俩人一天能卖出去十几张，盈利二百元左右。跑了几天，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朱旭发现北京郊区的村子名称挺有意思，带‘营’的带‘坟’的比较多，比如来广营勇士营红军营白家坟索家坟公主坟等等，另外一些新兴的村落正在形成，比如河南村，江西村，浙江村等还有一些艺术村如诗人村乐队村画家村等形形的人群聚集区，这从侧面说明了北京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正当他俩干的提劲时出了一件蹊跷的事。那天他俩走到善各庄时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路边，车里钻出个老外拿个纸条问路，晓东看纸条写的是‘中国银行’就指引他往前走。不料老外却拿出一叠外币唧哩哇啦的要与他俩兑换人民币，朱旭记得电视上有老外用假外币骗钱的事就小声对晓东说‘小心洋鬼子骗人’，他点点头拉开背包让老外看意思是我们没有钱。但那老外看见ip卡眼睛一亮，说‘howuch？‘这句俩人都听懂了，心想这次要做个跨国贸易了！忙给他比划一百元——车里又钻出一个老外拿起包里的ip卡看了又看，俩人以为他要买时他却用普通话说句‘谢谢’便拉着第一个老外上车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了晓东肯定的说：“他那钱肯定是假的，你看车牌都是北京的蓝牌怎么会找不到中国银行呢？幸亏咱俩没上当！”想想也是，因为一般的老外开的都是黑牌车，能开着蓝牌车到处跑的不至于找不到银行吧？
过会儿到了一家小店朱旭拿出ip卡推销时却发现少了十几张，回忆一下肯定是那老外偷的！可那老外怎么偷的呢？俩人一点印象都没有 。
如何被老外偷走的卡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直到看了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的一期节目后朱旭才明白个中细节，也知道了不是所有在中国的老外都是中国人的朋友，所以看到有关国人崇洋媚外的事情总会愤慨不已。
虽然损失不是多大但这使他俩郁闷了几天，出门推销的热情淡了下来。幸好传来消息报社要成立新报走市场化的道路，晓东的表哥被任命为社长助理，还要招聘一批新人——他俩都有机会进去了。
果然，第二天晓东表哥带着晓东他俩去报社填了表格，办了出入证，朱旭成了报社的一名临时工。
晓东表哥姓李，看着挺有魄力，晓东有些崇拜他，说他开的桑塔纳是帮一个老板打赢了官司，那老板送给他表示感谢的。他现在是报社的一个部门主任，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晓东无论人前人后都称呼他李主任，李主任安排晓东俩人先做报纸的市场调查，说以后还要给他俩，听了这话朱旭心里十分高兴，内心深处的理想终于就要实现了。
于是晓东和朱旭在北风呼呼的时候站在公交站便向行人兜售这份报纸，在雪花飘飘的时候走在大街小巷给报亭推介这份报纸，在冰冻三尺的时候站在地铁口里做调查问卷手脚被冻得冰凉，而心却激动得火热，回到报社搓搓麻木的双手写下了热血沸腾的情况反馈，希望下次能看到焕然一新的报纸。
这份报纸是一周三期，是某部委机关报的子报，内容空洞枯燥，不贴近民众生活始终放不下自己党报的架子，所以发行量一直上不去。朱旭和晓东希望它能走上都市报的路子，以报道老百姓的民生为主，可报社领导好像并不那么想，他们只关心一个人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报纸，至于俩人写的情况反馈基本是泥牛入水了。
但他俩依然干劲十足，毫无怨言的去卖报纸。朱旭发现三元桥下京顺路口车站报纸最好卖，主要因为很多长途车在这停靠拉客，但这里却没有卖报纸的（旅客在车上等得无聊便会随便买份报纸看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报纸好看）。这里有卖糖葫芦的、、卖烤白薯的、卖香烟的、卖小食品的卖饮料的、卖黄光盘的……朱旭和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也知道了他们挣钱的奥秘和生活的艰辛。
卖饮料的夫妻俩都是北京的下岗职工，性格比较霸气，老骂骂咧咧的和一个老太太抢生意，他们用手提袋装着香烟饮料饼干之类，卖的比市场价要贵不少，大概一天能挣二百多块钱。是河北人，一天挣不到一百块钱，他很羡慕新疆维族人——维族人用果脯（核桃仁葡萄干蜜枣等成本并不太贵）做切糕卖五十元一斤，他们说着你听不懂的话向你打招呼，只要你一问他立马就切下一大块放在称上至少要卖几十块钱。如果你不买立马就有几个人都举着长长的片刀把你围上和你理论，吓得你乖乖的掏钱。
最不挣钱的是卖烤白薯的，但他们的老婆确是卖黄色光盘的。
卖黄色光盘的是这群人里最挣钱的，如果不被抓的话她一个月最少能挣两万多元。这些女人们一般都抱着个孩子（这样被警察抓时一般不会拘留，据说孩子竟是一个月三百块钱租来的），她们在路边向行人车辆招揽生意，把光盘藏在绿化带的草丛里，有人买时才拿出来。人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女人抱着孩子站京顺路边，成为一道煞人的风景。
这帮人是真正的游击队，110来了，躲；城管来了，跑！
没有人知道他的明天是什么样。
转眼的功夫春节到了，报社放了七天的假。朱旭决定不回老家过年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时她很希望朱旭回去，说也老大不小有人要给他介绍对像了，看看人家这么大的孩子都结婚了……
一个人在异乡过年真是件残忍的事情，当新世纪（2001年）的钟声响起后，北京基本进入了鞭炮声的海洋（因为禁放，只有在午夜后大家才能敞开的放），这时朱旭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来什么滋味，从心底升起的孤独感瞬间击溃了他脆弱的心理防卫，趴在床上听着周围喜气洋洋的鞭炮喧闹声却没有一丝的喜悦，好像这一切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看客一个过客，这时真切地体会了什么叫失落与乡愁。
朱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了好多事情，想想‘天将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再苦再累也要干下去，要干出个名堂来。
春节假期结束了，朱旭更加努力的工作得到了李主任的肯定，他给办了报社的工作证，说要晓东和朱旭俩人弄点有效益的稿子，过些日子再给办采访证和记者证。又过几天他单独和朱旭谈话说在报社外边成立了一个分部，要派朱旭去做监督——这时朱旭对这些业务还是摸门不着，他说没关系到那边很快就能学会采访和写稿了。
我的转折终于来了！朱旭脑子里这么想。
到了分部朱旭很快熟悉了这一套流程。所谓分部只是一个私人老板承包了报纸的一个版面，然后他再以《周刊》的名义招几个新闻采编业务员，这些业务员自称是报社的记者，专门出去拉专题的软文广告，谈好价格发表在报纸上自己可以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提成。
也许这就是李主任所谓的有效益的稿子吧！
这个老板姓高，手下的业务员都叫他高主任，朱旭也跟着别人这么称呼他，高主任在某小区居民楼里租了一套三居室，客厅里摆了四张桌子，装有六部电话，加一部传真机和四台电脑，就成了《周刊》的编辑部。共有七个业务员，每个业务员手里都有一本北京电话号码大黄页。他们都没有任何证件，知道朱旭有报社的工作证，他们看朱旭的眼神里带着无法说的羡慕，平常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约单。‘约单’指打电话预约单位，一般都是这样：业务员选好目标，打电话过去：“你好，我是报的记者，想对你们局（或公司）做个新闻采访，局长（或经理）在吗？”假如对方同意，便要出其领导私人电话约好采访时间面谈——基本上不用发愁约单，因为现在的领导想上报纸宣传政绩的太多了。然后发份采访函的传真让对方准备些材料。
第二步就是采访。两个业务员一组，拿着李主任开的报社介绍信，挎着包带着录音笔就去了约好的单位。对方只是粗略的看一眼介绍信，有的根本不看，随便聊上几句便去饭店吃饭了。吃完饭，拿着对方准备好的材料还有一些礼品就回公司了。
第三步写稿催单。根据对方的材料写出专题性的鼓吹政绩的所谓新闻，给对方传真过去。如果对方看了满意，就过一天再给对方打电话：“局长您好，那份稿子我给报上去了，总编已经签字同意了——但是需要您这边出点版面费，您看行吗？”这时对方差不多都会同意出钱，具体价格再根据版面大小面谈，签协议定稿。
稿子见报后拿着几十份报纸去对方取钱或者拿支票，然后对方通常还会安排去旅游景点玩几天。回到公司高主任会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分给业务员，这样一个业务员做成一个单就会得到几千元的提成。说白了这就是搞有偿新闻。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明令禁止的行为，可真正不搞有偿新闻的记者又有几个呢？要是光靠工资稿费李主任是买不起房子的，但不久他在亚运村又买了套房子，车也换成帕萨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