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滩冲突三天后就是年二十九，兔年腊月没有三十，所以年二十九就是除夕。
一早，耿文魁便被窗外一阵爆竹声吵醒了：“谁一大早放爆仗？还让不让人睡了？”他嘟囔着爬起身穿上衣服。他住的北屋没有暖气，格外寒冷，离开被窝就得立马穿上衣服，否则非冻出感冒来不可。
自从头部受伤后，耿文魁暂停了晨跑锻炼，他起床后照了照镜子，额头上包裹伤口的白色纱布在镜子中十分碍眼。
“不知道会不会留疤？” 望着镜子中消瘦英俊的脸庞，额头有可能留疤的担忧让他十分不爽，更让他不爽的是那天和联防打架的处理结果。
腊月二十五日河滩群众和联防的冲突处理原则是大局为重，此事以个别联防队员假公济私报复群众定性。
联防队员黄正松开除出联防队。黄正信以扰乱公共秩序给予治安处罚，但因为其是未成年人，仅以罚款了事。至于联防副队长袁浩天和参与那天事件的联防队员则什么事也没有，依旧在联防队正常上班。
打蛇不死反受其害。黄家弟兄是小人物，耿文魁并不在意，但袁浩天没有被开除，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此事因袁浩天而起，黄家兄弟只是帮凶。袁浩天欺压百姓、鱼肉乡间却能全身而退，看来这家伙必定有着一定的背景。
为了避免冲突，从此以后良水大集是不能去了，不过这个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久的将来耿文魁最终会找他算总账。
八十年代末期，物质生活还不是很丰富，按教科书的说法是“社会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増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老百姓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紧巴，平时舍不得吃什么鸡鸭鱼肉，至于孩子们喜欢的糖果饼干也是鲜少见到。
但是到了过年，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各家各户尽其所能的准备丰盛饭菜，虽然达不到什么山珍海味的程度，却也是平日里不大见的猪牛羊肉、家禽水产。至于孩子们，除了有饼干糖果吃外，还有新衣服和压岁钱。
因此孩子们都期盼着过年，为的就是能吃好的穿好的，顺便还能放放爆仗、看看龙灯。
除夕夜和往年一样，在爷爷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然后回到家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88年春节晚会耿文魁前世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是陈佩斯演的小品《黑狗相亲》，别的节目都没什么记忆，这次重看竟另有一番趣味。虽然是黑白电视，娱乐匮乏的年代一家人也看得津津有味。
初一一早起床，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服，先去楼外放鞭炮，接着下水饺吃饭，吃完饭再去楼上楼下相识的邻居那里拜年。在小区里拜了一圈年，回到家时已经快九点钟。
全家收拾齐整，起身前去爷爷家拜年。今年由于耿文魁考了个级部第三的好成绩，爷爷特意给了他十元压岁钱，弄得仅拿了五元压岁钱的耿文元很是吃醋，在旁不满的嘀咕。
随后去各家亲戚拜年，有的给压岁钱，有的不给，林林总总一天下来收到八十多元压岁钱。只可惜压岁钱再多也只能是手中过客，晚上都要交给母亲。虽然父母说是代替他保管，但是从未见保管者把这些钱还给过所有者。
初二走娘家，跟着母亲去姥爷家拜年。姥爷马荣源是造纸厂木工，还是造纸厂建厂元老，只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熬到退休也只是个工人。
姥爷家住在工人新村，一水的新建楼房，而且是新式单元房，不是旧式筒子楼。这时候还是福利分房，厂里出钱建好楼房，免费分给工人居住。工人根据工龄、荣誉、表现等排分，按顺序选房分房。
新房子也是老结构，三室一厅一卫一厨，客厅很小，四周全是门，连通着三间卧室、卫生间、厨房和大门。大舅马守业平时和姥爷姥姥住在一起，今天他也陪着舅母回娘家了，所以只剩两位老人在家。
中午耿怀瑾亲自下厨，给老丈人做了一桌可口饭菜，吃饭时又拿出白酒陪着老丈人喝了几盅。
酒足饭饱后，姥爷马荣源又打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的回忆起被日本鬼子抓劳工的经历。耿文魁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姥爷这段传奇经历，穿越之后亲耳听来，事情之离奇、情节之曲折、故事之精彩，远胜于后世刻意编纂的那些故事。
马荣源年轻时心灵手巧，学啥会啥，是远近闻名的木匠。抗日战争时期，他新婚不久便被邻村一户人家请去盖新房。
新房上大梁那天，汉奸带着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庄，把盖新房的二十多个青壮小伙统统抓走。
后来才知道，日本人陷入战争泥潭日久，极度缺乏劳力。一开始通过欺骗手段骗取中国劳工去日本本土和东北满洲国充当劳力，结果前几批只见人去不见人回，说好的报酬更不见踪影，中国人明白过来便再也不上当了。
日本人靠欺骗弄不到劳力，立马把脸一变回归本色，派出军队实施暴力抓捕。一般是趁着集市或节日等年轻壮劳力集中的时机实行突然抓捕，抓捕后迅速押上火车送往东北或去日本的港口。
这次也是村里汉奸报信，趁着几十个青壮年劳力集中在村里时抓捕。被鬼子抓住后当晚，马荣源他们便和良水其他地方抓来的几百个青壮庄稼汉一起押上闷罐子火车。在闷罐子车里黑漆漆关了几天后，被送到了东北一个规模颇大的煤矿。
这个煤矿叫什么名字，在东北哪个省哪个市，马荣源他们一概不知，只知道所在的地方是山海关以北，天气比家乡寒冷多了。
新劳工们下车后开始分派，有手艺的比如木匠、铁匠、泥瓦匠等可以留在地上做工，只有把子力气的便被赶下井当矿工。日本人开的煤矿，下井的工人可以算得上九死一生，吃不饱穿不暖不说，井下几无安全设施，塌方、瓦斯、透水，哪一样都要人命。
反正不把中国人当人，日本人也不在乎矿工们的生死，只在乎每日出煤量，只要哪个矿工完不成采煤任务，轻则挨打没饭吃，重则扔到旁边沟里活埋了事。
幸运的是，由于马荣源有木匠手艺，就被鬼子留在了地上木匠工棚，同来的其他乡亲都被赶着下了井。
煤矿上缺乏中国翻译，好在日本人大概能说三两句中文，靠着比划也能把他们的意思弄个八九不离十。马荣源万万没想到，就是这八九不离十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日，日本工头要马荣源打制一张书桌，马荣源和他比划了半天，大概明白了对方的要求，又比划着问他要不要抽屉，日本人烦了，一声：“八嘎！”甩手走了。
八嘎都说了，那肯定是不要抽屉了，马荣源虽然有点摸不准，却也不敢再去触霉头，打起精神精心做了一张书桌，上漆前请日本工头来验视。
日本工头一看到书桌没有抽屉，立时大怒：“八嘎呀路！”
抬起手来“噼啪！”、“噼啪！”一顿耳光，打的马荣源眼冒金星、两耳轰鸣，他不敢躲闪，更不敢反抗，只能硬挺挺挨着。
日本人打够了，又骂了一阵，其他中国工人见状一起跪下求情，马荣源这才捡了一条命，可是左耳已经永久性失聪了。
不久之后一个夜晚，煤矿被当地抗日游击队袭击，到处是枪声和火光，日本人忙于逃命，也顾不上这些劳工，游击队趁机砸开大门，放出了劳工，领着他们逃出了煤矿。
马荣源思念家乡的新婚妻子，谢绝了游击队入伙邀请，一路历尽艰辛，靠着扒火车要饭逃回了家乡。直到抗战胜利，他再也没见过同他一起被抓走的那二十多个乡亲，大概他们都永远留在了远离故乡的那片黑土地里。
听罢姥爷的回忆，大伙唏嘘不已。
乱世人不如犬，个人的奋争与历史潮流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