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郑小平困惑，很多企业家都捉摸不透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势，现在好像到了经济的十字路口。
从2008年开始，美国为了处理次贷危机开始启动印钞机，学名“量化宽松”，美国的量化宽松间接的结果就是向外输送了流动性，到2010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到了32亿美元，相比2008年的19万亿美元，增加了13万亿美元。由于中国采用的是强制结汇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不能够持有外币，有了外币之后必须主动卖给央行，可是央行是没有现钱的，央行选择了启动印钞机，印出人民币来购买外币，这就导致这增加的13亿美元储备需要央行多印了8到9万亿人民币来供给市场。在经济学中，央行发行的货币被称为高能货币，它是派生货币的基础货币，就相当于上帝给了人世间一个会生蛋的母鸡。
我国的货币发行主要锚定的对象是gdp，而外贸已经是gdp的一部分，所以理应拿存量货币来对冲外汇，但我们选择的是开启印钞机，产生的还是能派生更多货币的高能货币。对于我们这个有长期国际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讲，贸易形成的流动性显然是多余的，应该以某种形式收上去，但那个时候美国次货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弄得人心惶惶，投资人信心大大折损，外资逃离迹象明显。为了应对困局和弥补外资出逃留下的真空，大规模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首期投资规模就有上万亿，同时为了配合的战略，央行在两年间十余次实施降息降准，资金的水龙头大开，水势惶惶，这时监管部门又取消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鼓励信贷，并积极引导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机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中国宽信用、松监管的时代来临了，这就相当于给母鸡每天填食、打生长激素，母鸡下蛋量猛增，现实中直接的后果是广义货币2（相当于人民和各类公司的全部存款）从2008年初的40万亿飙涨到2009年底的62万亿，年均增长率24，远超市场真正的需求。一般认为合适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等于gdp增长+cpi增长+2左右，约为15。
美国的流动性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导入中国，中国池子里的基础货币被动增加了，可这部分资金不但没有想办法收上去，央行还进一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货币就如同蓄了势的下山猛兽。面对着国外的危机、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及大国的责任，我们的信贷监管政策放松了，就如同给洪水开了闸门，水势滔天，可想而知。这时几乎是每家商业银行都开始提高风险偏好，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业务开展激进，能做的提供额度要做，不能做的想着办法通过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绕道去做。这个时候涌现了大批能征善战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他们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布局全国，成为洪水之上的弄潮儿，他们熠熠生辉，他们能说会道，他们是时代的自信。当然，赶上时代的还有信托，2009年刚改制完成的各家信托公司正好迎上了银行的借道扩张，管理规模猛增。银行和信托的缘分就是如此的巧合，在时间的数轴上我们相遇，你待嫁我末娶，如此刚刚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资金面的宽松进一步刺激了大量基础设施的上马，基础设施的大量投产又进一步激活了市场，在这样一个基础货币增加、信用派生速度加快、货币周转效率提高的背景下资金开始泛滥成灾。面对如此充裕的现金，几乎人人唾手可得，更何况一个企业家。在这个时候，企业之间比较的不是谁的服务好、谁的产品佳，赌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赌的是勇气、雄心。在江林县，只要够胆量，身无分文的万富全借着高利贷就敢开发房地产，从小混混变成大富翁；只要够勇气，印染作坊起家的刘小华亲自带队闯天涯，从江南的一隅到布局全国；只要有雄心，名不见经传的郑小平从15亩的水晶工厂勾取了1000亩的光伏土地，还垄断了江林的物业经营，现在身居江林首富，集地产、酒店、光伏、水晶于一身，这些人都是江林的财富传奇，人们口中的人物。像这样的人物在一个地方是不多的，那时的银行从业者都是主动上门服务，只要有项目就能给资金，如果没项目，还可以推荐项目，项目资金一把抓。
到了2010年，欧美各国通过量化宽松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流动性的问题，无论是宏观状况还是微观环境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恶劣，但中国国内却出现了通账的苗头，这与双方采取的政策手段是有关系的。当时美国和欧洲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采用的方法是量化宽松，说得明白点就是央行直接购买问题机构持有的合格持券，点到点的向机构释放流动性，央行借此方法给各机构争取时间，让市场自我修复。这种操作只要控制好合适的量并不会在短时间内造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一方面的原因是资金放给了机构，机构毕竟是少数，好管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机构的专业性和投资逻辑的确定性决定了机构不可能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买买买，这就很好的解决了资金放水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国采用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释放流动性，好处就是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在2009年和2010年间，我们的经济一枝独秀，2010年gdp增长率还回到10以上，坏处就是经过社会化劳动的二次、三次分配之后，最终把流动性分配给了为数众多的民众或组织，人们手里的钱普遍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通货膨胀，毕竟大家都有钱嘛，可以买买买，可以说如果控制不好，国家这些年发展的成果将成为泡影。于是今年9月份，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将缓解物价过快上涨列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央行要在上半年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加息。
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9月份央行将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列入到准备金缴存的范围内，主要的目的是把银行的流动性收回去，相当于在结构的上层把钱收了回去，这就一方面导致银行的放贷能力下降了，因为银行也没钱了，另一方面迫使银行要尽快回收贷款，因为银行以前都是压着监管的红线拼命做的业务，现在一收缩，这条线下降了，为了合规必须降规模，强制回收贷款，因此抽贷的情况多有发生。浙江温州是对资金较为敏感的区域，今年四月份著名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跑路了，市场已经感受到了凉意，而在今年9月22日，一天之内竟然跑了9个老板，如此咄咄怪事让所有市场参与者感到困惑，让亲历债务危机者感到恐惧，尤其是温州眼睛大王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跑路，在媒体的宣传下，更具有爆炸的效果，大家纷纷猜想：市场到底多缺钱！？
郑小平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了动作，更多的借款是发生在了2009年，本想着到了2010年和2011年前后，资产价格能翻一番，到时候以贷养贷，还能有所余，但等到的不是资产上涨，而是大规模的紧缩和抽贷。今年上半年，各家银行面对复杂的局势，认为有必要统一步调，因此纷纷上收了下面的权限，下面的支行完全丧失了业务的权限。权限的上收、贷款的陆续到期给郑小平的转贷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2010年就有几笔贷款被抽，因为这个，他直接开除了融资总监，现在由他直接负责转贷，事关生死的事情他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干了大半年，内心深深觉得转贷太累，还每次提心吊胆的，怕被抽贷。尽管很累，但必须得干，今年农历年前，还有三笔贷款到期，pa银行2800万，gf银行6400万，bs银行12亿，其中bs银行已经展期6个月，转贷压力最大，为此郑小平倾注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社会资源，不拿下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