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奘即将东行洛阳，尽早觐见皇帝的决定，子虚是持坚决支持态度的，同玄奘一样，他深知自己能否在唐王朝立足就看这次洛阳之行的结果如何，关键是在皇帝的意愿。毫无疑问，家天下的格局下，李老二有着全天下最大的权力。就这样在抵达长安后，玄奘没有参加那盛大的入城仪式而是留在馆舍中，同样子虚也在房间中默默整理自己的未来发展之路，这其中也有东归途中玄奘关于佛教的疑问，只是两人没有如归途中那样讨论交谈罢了。

    子虚知道，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即使从东汉明帝（公元64年东汉永平七年）算起，传入中国已有600余年，但从整体看起起伏伏，始终没有真正扎根，或者说彻底融入汉民族的血脉中。而历史上，佛教在唐朝的整体状况只能算一般，这与佛教自身有关，也与唐王朝决策层对佛教的政策息息相关。佛教如何平稳发展是历代佛教徒渴求解决的难题，曾经梁武帝崇佛，佛教设想的佛国似乎唾手可得，但佛教没有珍惜这次机会，梁武帝因崇佛灭国，从此士人阶层便对佛教敬而远之，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在重复一次破国灭家的悲剧；唐王朝历代帝王坚持“先道后佛”的政策，极力证明自己是老子后人这一正统汉人的血统，虽然大家对关陇李家血统事实心知肚明，但不妨碍人家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洗白。至于灭佛，历史上更是发生了多次，唐朝就有一次著名的武宗灭佛。

    佛教需要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佛教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外力挤压的必然。玄奘之前的佛教，虽然流派众多，也有各自观点，但因为原始典籍数量少，加之典籍翻译不同，佛教内部各派相互争论，彼此攻击不休；社会大众虽然对佛教保持接纳，但对勋贵、士族这样的统治阶层而言，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迟迟无法融入汉文化中，且多次试图祸乱朝政，建立所谓佛国，在统治阶层看来佛教似乎带有谋逆的原罪，加之僧尼不缴纳赋税，不承担徭役，社会繁荣时国家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出现动荡，囤积财物、隐匿人口的寺院便是最好的下手地方。

    东归途中，子虚与玄奘多次讨论历代灭佛的发生的原因。作为历史下游的见证者，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子虚借鉴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从政治、经济、文化、僧道冲突各方面较为详细分析历代佛教起伏的状况。对这一结果的分析，玄奘深表赞同，也曾试图询问如何消弭灭佛祸患。子虚曾想将“三教合一”这一方法和盘托出，这种方法至少能保障佛教几百年平稳发展，但深思后却深埋心中，历史的进程还没有推进到哪一步，皇室、勋贵、士人能否接受尚且两论，强行的融合能取得多大成果也未可知，何况单纯保障佛教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有多大意义，对此他心存怀疑。这次讨论最终没有得出结论，子虚明白玄奘的疑惑还没有解答。玄奘西行求法，是大宏愿、大功德，是为了正本清源，弥合佛教分歧。对玄奘本人，子虚很敬佩，无论是才能还是道德品行，他相信如果生活在后世，玄奘很可能达到共产主义者的标准。但佛教徒能否都能达到这一高度，子虚对此没有信心。再说，没有艰难的历程，强行将事物拉到更高层次，这既违背了唯物主义，对事物本身也没有好处，揠苗助长的故事可不是毫无凭据的。

    子虚那有些遮掩的态度并没有瞒过玄奘的眼睛，事实上他也未曾想过刻意隐瞒，只是淡淡说再想想。在那一刻子虚仿佛察觉到玄奘有刹那的叹息，或许带着些许失望与不甘，不过略微令其稍感欣慰的是子虚并没有直言拒绝。经过两人相遇以来几次交流，玄奘便认为子虚是有大智慧，甚至是宿慧的人。如果不是子虚并不信佛，玄奘甚至要将其认为是佛陀的转世，虽然这与他内心有冲突，但不能否认的是东归的路上，这一曾经的路人给他惊喜过于频繁。或许世间真有生而知之的人，这是玄奘感慨道，感慨之余的他也暗自庆幸，子虚似乎并不信仰任何宗教，至少对佛教并无世俗的偏见。

    对于玄奘对自己的看法，子虚有所察觉，但他深知自己的底细，他只是历史下游的人，所知所解只是通过学习而来，宗教的神秘主义色彩更是在一次次科普和探讨中消失不见。如唯物主义描述的那样，一切的发展都可透过历史看透脉络，对他而言，马列毛的思想是心中真正的信仰，曾经社会成功人士的身份，那只是通过学习实践成功的结果。至于现在，子虚要做的的第一件事，是在唐王朝这一封建大家庭中生存下来。唐人的高傲世人皆知，这源于自身远超其他民族强大，源于历次战争的胜利，更源于汉民族恢复统一后迸发的自信。作为半路回到唐王朝的人，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他，虽然也有明显的汉人特征，但仍然有可能被当成外族，片刻后身首异处，也有可能被当成逃籍、逃奴，被抓入大牢，这种事例并不罕见。纵观历史，虽然外族也有在唐王朝出任官职、研习佛法度牒成僧的先例，但至少他们的来历都是官方的。子虚所熟知的三人，玄奘弟子窥基和圆侧，前者是西域于阗国王室的后裔，后者是朝鲜半岛新罗国王的孙子，至于阿倍仲麻吕则是日本遣唐的留学生。至于子虚自己或许能被称为野人，暂时在唐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封建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阳光还无法照射到他身上，当然这种阳光有没有还另说。“这次东行洛阳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子虚暗暗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