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利听姚为民说这卖沙子的就是他家房东，惊得目瞪口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看和解没希望了。”

    “看样子连医疗费都不想出。你说，那几个打手是为老板的利益而打人，老板不愿出钱，打手们肯定更不愿意出钱了。”为民说。

    王文利直接又来到派出所，请求民警给他开伤情鉴定委托书。民警告诉他，他这伤情鉴定要等钢板取出六个月之后才能做。王文利听后大惊，说这不是要耗死人吗？他又请求拘留打人者，迫使他们主动赔付医疗费，或者找他和解。民警说，这么做不合法。王文利很无奈，最后同意民警出面调解。

    到了周三上午，派出所通知王文利前去做民事调解，王文利只能拉上姚为民一块去。

    王文利到了派出所一看，对方几个人来得还比他早；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一个是卖沙老板，即姚为民家的许房东，另两个人是当天围殴他的人，再一个就是拿洋镐把打他的“板寸头”。为民一看“板寸头″，就愣住了——这不是他家许房东的邻居杜房东吗？

    杜房东是他在这个村子最熟悉的一个人，在他的内心那可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高傲、庸俗、势利、优越、幸福，是他贴给他的标签。杜房东这些年一共和他只说过七八句话，最多的两句话就是“你这个厂子是黑厂子吧″“过期的面包换个包装又可以卖吧″——而这些“交流″都集中在他刚搬来的那年。杜房东三十多岁，数年如一日，整天跟个门卫似的坐在自家门口玩手机；要不就在前面麻将馆里打麻将。杜房东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送孩子上学，兼或管理一下自家的出租房。杜房东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一年四季几乎一成不变的发型:脑袋四周如刀削般白净，顶部的头发从来不会超过半公分，从后面远远看去，那颗头宛若一个白色的茶壶上配了一个黑色的盖。为民不明白杜房东多久就得理一次发，但他想，这也许就是杜房东自觉高贵和优越之处了。当然，最让他难忘的是杜房东斜眼看他的眼神：那仿佛就是从古代皇宫的御膳房里穿越过来的太监见了外卖小哥一样，既充满不屑又充满嫉妒和敌意。

    调解是在孙副所长和一位女民警主持下进行的。孙副所长首先让打人一方给王文利道歉。只见许房东上前一把抓住王文利的右手，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说:“兄弟，对不起！虽然我没参与打架，但首先是咱们发生了口角，从而引起事端，我在此衷心的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一切都是“误会，误会！”王文利听了，慢慢抽回自己的手说:“我和你没有吵架，只说了一下沙子的价格……现在已经造成了这个后果，说对不起也没什么意义。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说了一下沙子的价格……现在已经造成了这个后果，说对不起也没什么意义。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你们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一眼吗？”

    “没来医院是有原因的，就不说这个了，一句话，都是俺的不对，我再次代表他们向你道歉，对不起。”许房东脸上堆满了诚恳的笑意。

    “怎么能说没必要？握手言和，必须有个态度，这就是态度。”孙副所长看了王文利一眼说，他接着把目光投向另外几个人:“你们三个……”

    另外仨人马上领会了民警的意思。首先是杜房东抬头看着王文利后面的墙，说了声“对不起”，接着另外两个人也鹦鹉学舌地说了声“对不起″。后面这仨人个个表情僵硬，语调贫乏；假若说许房东是一级演员，他们只能算四级。

    “你接受他们道歉吗？”民警问王文利。

    王文利凝视着一侧的墙面，沉默不语，为民用胳膊肘捣了一下他，他才红了脸说:“我接受。”

    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关于经济赔偿的数目。

    王文利早就有所准备，他拿出一张清单交给民警，那上面详细、有根有据地罗列着各种赔偿的项目和数额，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等，共计九万多元。然而，许房东他们根本不买这个账；他们只想一共出两万元，包含了医疗费和其他所有费用。在民警的劝解下，许房东他们又把赔偿金增加到两万八。王文利说:这还不够我四个月的误工费哩。打人一方又找出“他们也受了伤″等理由来辫解，坚持不肯再多出一分钱。民警多次调解，无奈双方都不肯让步，最后宣告调解失败。

    过了些天，有人给王文利出主意，让他求助媒体，说当下有很多事，一经媒体曝光，那再难解决的事都好办了，而且效率效果都大不一样了。于是王文利给本市电视台一个栏目打电话，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接线的工作人员听了，说先把他的事记录下来，然后要请示领导，如果决定报道他这个事，会有人来采访他的。

    然而，过了十多天，王文利也没等到电视台有人联系他，他心里失望而愤恨。

    王文利心中的疼痛仿佛被人剁去手指一样，而他的疑惑像是有人告诉他，说以后他会长出新手指的。他压根就不相信，按法律程序一年多后还有人能为他这件事负责。可是不信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私下较量的话，沙霸和物业任何一方的实力都远大于他，更何况他们是强强联手，他一个底层的农民哪是对手？还是要依靠法律——那他就只有等待了。

    姚为民对王文利也是爱莫能助，但他一直在想，派出所在处理王文利这个案子的程序问题上还是不是存在可操作的弹性空间呢？谁能告诉他这个问题？他认识的人都没啥文化，哪个人懂法？他突然间想到现在已经成了副局长的向老板，也许他懂。可惜，他现在又跟他隔着几十条街，哪能说上话？他心里盘算着儿子明年转学这件事还得靠向老板，所以打算今年春节时给向老板送点土特产什么的，拉拉关系，毕竟求人办事不能临时抱佛脚。

    西京地方斜，就在为民先天晚上这么想的时候，第二天向老板的电话就来了，他说想趁星期天去麦子面包厂去参观一下，看看这个行业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问为民有没有时间给他带个路。为民心里颇感诧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向老板对这个还有兴趣。他说有时间，但要到下午，上午他还得去送货。向老板说:那当然，下午四五点以后去就可以。

    挂了电话，姚为民还一愣一愣的:西京地方太邪了——-说谁谁就到，说啥事啥事就来。记得前年一个晚上，黄艳跟他说:看你村里的那些老乡，每年过年给你要电话号码的人一大堆，可一到西京，几年都不联系一次。为民说:你试举个人名。黄艳说:邓鸿发。谁想才过了一个小时，邓鸿发的电话就来了，他说自己在西京买了第二套房，想让为民借他五万块钱。

    还有一次，他去送货，走到西郊一条偏僻的路段，两边都是围墙圈起来的荒地和拆了一半的民房，路上人车稀少，一片荒凉景象。他发现这里还没有开工建设的迹象，便转身往回走。边走边想:在这条路千万可别车胎没气了。谁知他刚走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只听“啪″的一声，车子爆胎了。

    传说西京地方邪是因为地下帝王将相的陵墓太多，以致阴气太重，正不压邪，鬼神们常常出来显灵，通过惊骇凡人的事例，来显示他们永世不灭的存在。

    下午四点半，向老板开车过来接上姚为民，俩人直奔麦子厂。向老板说他开厂子时跟周老板有过几面之交，不是很熟悉。

    见这么一位不速之客到访，周老板有些诧异，但他还是热情地将向老板带到各个车间参观了一番。向老板边看边感叹着，说变化太大了，这种旋转炉和包装机如果今天不见，永远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

    “咋样？看了对这个有没有兴趣？想干的话转让给你干。”周老板说。

    “想么，咋不想？关键就是买不起你这么大的厂子。”向老板说。

    “这值不了几个钱——哦，我没问你，现在在哪发财？”周老板问。

    “他在教育局发财。”为民说，“向老板现在当官了，副局长。”

    “啊？哪你怎么还叫向老板？”周老板瞪大眼睛说。

    为民说:“我习惯这样称呼他。”

    “这么说现在发横财了，教育系统可是一块肥肉。”周老板笑道。

    “对咱来说那可是清水衙门。”向老板拿起一块蛋糕说，“我尝尝。”

    “肯定比你那时做的好吃。”周老板带着南方人特有的口音和自信。

    “确实好吃。嗨，你这个冤家当年把我厂子挤死了，这些年在这吃独食，肯定发了大财。”

    “哈哈，看来今天找我报仇来了……”周老板说完，将向老板请到办公室，烟茶招待。

    三个人边喝茶边漫无边际地聊。

    “老向这些年仕途顺利，再干几年是不是就八能当市教育局局长了？”周老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哈哈，有这个想法，就不知道咋往上爬？”向老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搞政绩是为官之道，这你肯定懂么。你们区上的学校升学率是多少？一年给北大清华送了多少学生？另外，跟上边领导搞好关系也很重要，这个你懂的。老向，看我说得对不对？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周老板说。

    向老板说:“你说得对，尤其最后一条很重要，但说实话，我对这个兴趣不大。等你啥时不想干了，我就辞职接你的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