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翠喜转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大胖小子，大的叫天宝，小的叫银宝。天宝、银宝长得如此相象，有一次，粗心的女佣替他俩洗完澡， 一起放在一张小床上， 结果取好了衣服转过身来，竟分不出他俩谁是谁了，所以很有可能后来的天宝是银宝，银宝是天宝。

    与别家的双胞胎不一样，天宝、银宝几乎每一天都是在互相争吵打闹中度过。翠喜带他俩一块出去玩，如果天宝说往东，银宝就一定说往西。吃饭，银宝说要往大米粥里搁些糖， 天宝就一定说要多放些盐。长大了，银宝喜欢穿长衫马褂， 爱好小说诗文，而天宝则喜欢皮鞋洋装，爱打网球篮球。虽然天宝、银宝处处刻意显示与自己兄弟的不同，但在旁人眼里，还是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出自同一娘胎的兄弟哥俩。

    老人们常回忆说，天宝、银宝的争吵，早在襁褓时就开始了。还在吃奶的时候，如果翠喜抱起他俩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大哭大闹，任何办法也止不住哭，只有把吃奶的这个放下，把奶头塞到哭闹的另一个的嘴里才行。但抱起来的这个刚停下，放下的那个又开始大闹。后来只好把他俩分开两个房间，一个东厢房一个西厢房，谁也见不着谁，都以为母亲是只给他一个人奶吃，这才同时停止了哭闹。

    天宝、银宝吃奶的时候，总要一边含住母亲的一个，一边用手牢牢抓住另一个，生怕被人抢去似的。天宝习惯用右手来抓，而银宝习惯用左手握， 开始大家还没注意，到长大一点，开始学抓东西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天宝是右撇，银宝是左撇。

    到了可以满地乱跑的时候，如果父亲不在家，天宝、银宝就会跑到父亲和母亲的屋里，爬上那张巨大的铜床，缠着要和母亲一起睡。然后经过一番吵闹争抢，知道谁也无法独自霸占母亲的两个后，才一人握着母亲的一个安静的睡着了。翠喜疼爱的看着熟睡的两个儿子，彻底明白了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赵静安比翠喜见多识广，他告诉了翠喜一个新词儿，说这叫遗传。

    一天，翠喜从午睡中醒来，怜爱的看着一左一右睡在身边的两个儿子，轻轻的把他们的小手从自己的上移开。她的目光不经意看到天宝、银宝的小裤档很显眼的鼓起一个小山似的包，这才突然意识到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了。从这天开始，她不再允许天宝、银宝亲近她的，独自睡觉的时候也把房门紧紧关上，不论天宝、银宝在门外如何哭闹央求，也绝不再让他们进来。就像断奶一样，闹过一阵后，发现母亲确实是铁了心肠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天宝、银宝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安静下来不再哭闹。

    但这一切并没有断绝他们对女人的狂热热爱，邻家谁有吃奶的孩子，他们就跑去看。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大人们也不避着，趁着奶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女人的看个够。

    但是，即使是偷看别人的母亲喂奶，天宝、银宝也想一个人独占，而不愿意与自己的兄弟分享。为了看到更多的女人喂奶，天宝想了个办法，他告诉一块玩耍的几个小伙伴，谁要知道哪家有正在吃奶的孩子，并能带他去看，他就给谁买一串糖葫芦。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周围数十条胡同，谁家有正在吃奶的婴儿，谁家刚生了孩子，甚至谁家的媳妇怀了孕，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天宝整天串了东家串西家，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少了。但是好景不长，有一阵子，好像在一夜之间，伙伴们突然再没人来报告新的“消息”。 他整天闷在家里，反到是经常见不到银宝的影子。

    一天，天宝堵住一个正在胡同里玩玻璃弹球的小伙伴，答应给他买最好的玻璃弹球， 但要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得知原来是银宝收买了这些小伙伴，如果谁把“消息”告诉银宝，而又保证不让天宝知道，谁就可以从银宝那得到三串糖葫芦。

    就在这天，快到晚饭的时间，家里还没见到银宝的影子。父亲问天宝，知不知道银宝上哪儿去了。天宝就一五一十将银宝如何用糖葫芦收买小伙伴，到别人家里偷看女人喂奶的经过全告发了出来。可想而知，银宝回来后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天宝躲在自己的屋里，隔着一个院子都能清楚的听到后院传来的银宝杀猪般的哀嚎。

    赵静安接连打断了两个鸡毛惮子，问银宝是谁教他这么干的。银宝泣不成声的说，没人教，是他自己学来的。赵静安又问是从哪里学来的，银宝说是从天宝那学来的。于是，用被子蒙着头假装睡着了的天宝，也给从床铺上直接拎到了后院，和银宝一起跪在石砖上，皮开肉绽惨叫不止。至此，天宝、银宝对的狂热，算是被勤勉尽责的父亲彻底镇压了下去。

    自打八国联军进城，这些年，送水的买卖慢慢的不大好做了，联军进城带来了全新的掘井技术，打出的井能从地下十米深的优质深水层汲水，到联军离开时，这样的人工“甜水”井，城里已有了多处，“甜水”的价格自然落下了不少。1908年， 袁世凯的亲家， 周拨的四儿子周学熙在北京创建自来水公司，为筹措资金，在报纸上大登广告集资入股。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看好这家“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觉得就像在欧美甚至日本那些城市一样，自来水一定会取代井水，成为居民们的日常用水。赵静安也投入大半家产入了两万股，成为了自来水公司董事中的一员。

    八国联军之后，皇权的威严已然扫地，老权威的覆灭引来新权威的争夺，北京城接连上演清帝退位、建立民国、袁世凯登基、北洋军主政，古老的京城就像一座古老的戏台，默默承受着名流要角们来来往往的轮番演出。

    寒来暑往，赵静安依旧每日忙碌着送水的买卖和自来水公司的事务，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就是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这人总是要喝水、要吃饭。自来水公司虽然没有象当初预想的那样快速发展起来，昂贵的安装费使它只能服务于京城百分之十左右的富裕阶层，普通百姓依旧习惯于自己打井或购买廉价的井水，赵静安两头都忙碌着，也总算是把赵家经营得井井有条。

    一车一车的把水卖出去，一分一分的把利润攒下来，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不需要任何的创新，把事情做熟做巧就行。经年累月，赵静安积累的财富与日俱增，登门求财、求事的人也就络绎不绝，赵静安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应酬。应酬的场面，名片发完了，他会吩咐助手马上再取一些来，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到，不冷落任何一个想与之结识的人，哪怕只是一个车夫或不重要的普通职员。宴请宾客，他会每张桌子都坐上一刻钟，一一碰杯，不怠慢任何一个宾客。就这样，赵静安富商巨贾的声望日隆，平易近人的形象口碑相传，商界领袖的地位俨然已成。

    虽然幼时的启蒙大多来自教会学校和西式教育，但成年之后，赵静安显然更醉心于东方古老的处世艺术和做人的道理。在赵静安待客的厅堂，高悬着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居，向宽处行。”这副对联也被仰慕着视为商界领袖的智慧和境界的象征，口口相传。

    1919年，赵静安已年近五十，父母早已相继辞世，而这年，天宝、银宝在北京大学上学，也已快满一年。

    一天，在饭桌旁，天宝忐忑的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们和同学们打算成立一个读书会”

    “多读些书总是个好事，是不是要家里资助些钱？”赵静安看着眼前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儿子，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这两个儿子在父亲的眼里，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天宝右手拿筷子，银宝左手拿筷子，银宝的分头往左边分， 天宝的分头往右边分。

    “不需要太多的钱，大家把自己的藏书捐出来，成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大家可以方便的借阅。图书馆要有个地方，我们家屋子多，可不可以放我们家？”银宝在一旁补充说。

    “你们可以用临街的那个偏院，我把佣人安排到别的院子去，要是不够，其它院还可以再腾出些空房来。”

    “太好了，谢谢父亲！”天宝、银宝异口同声，兄弟俩难得有了一次步调一致的声音。

    以自己对这两个儿子的了解，赵静安原以为凡事都要互相抬杠，争个短长的这两人，是绝对不会选择上同一所学校的，所以当初让他们在北京最好的两所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自己挑一所。但没想到，天宝、银宝对“专事培养汉奸”的清华毫无兴趣，而独对北大的“新文化”、“新思潮”一心向往。

    八国联军打下北京，签下《辛丑条约》， 按照条约，中国按人口每人一两白银，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利息四厘，连本带利共达九亿八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在条约的第六款第甲项，还约定了白银与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其中，一两海关银约定等于0742美元。美国分得接近三千三百万两的赔偿，所以后世常言合两千四百多万美元。

    当时的各国，对金钱的理解还如老实巴交的老农民一样实诚，既不懂凯恩斯主义，也不懂汇率操纵，更没听说过金融创新这些后来的名词。按大清朝的各期律令，当时一两白银约合37301至37797克，而1美元的银币约合2722克，含银90，在当时的实际贸易中，一两白银至少可折算137美元。《辛丑条约》中的汇率约定实际为汇率抢劫。

    赔款是按年支付，支付的是白银而非美元，但退款却是按美元计算。从1909起，美国从收到的赔款中以美元计价分出一半，退还中国，专款用于建立清华学校，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当时中国的著名报纸《民报》发表评论说：“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

    随后另一些中国报纸，也报道了一则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用教育影响这一代中国青年， 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已做到把中国的学生引向美国，并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而如果听任大批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日本，而不是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法、德的教师到中国去担负要职，而不是美国人。这还意味着，英、法、德的商品要被大量买去，而不是美国的商品。各种商业上的特权将会给予欧洲，而不是给予美国。所以，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的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与早期的清华学生报考大学只为留洋相比较，京城的另一所大学，北京大学里的气象则完全不同，这是古老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出资，集结了一批来自的精英文人。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来自安徽，浙江的鲁迅出任文科教员，而湖南的毛则在图书馆里做着临时工。

    天宝、银宝和他们的老师、同学，以及这个时代所有的“新青年”，无不认为国家当下的积弱是来自的腐败无能，国家和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里办报刊杂志，改用通俗易懂的日常口语写作各种政论文章，向城市平民传播变革的思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肩负着改变历史的当然重任。但此时，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识字，城镇里只居住着百分之二的人口，农民和农村才是古老中国的根基所在，可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点，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新青年”们所认识。

    与大学里的同学们一样，天宝、银宝对革命，对拯救国家，充满了天生的热情，光发议论已不能满足，他们就要像他们的导师陈独秀、鲁迅所倡导的那样，参与到“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了。历史一次次证明，再没有什么比“革命”更能让年轻学子们激动不己的事情了。

    赵静安对时政没多少兴趣，他总认为那和老百姓所过的日子关系不大，他只关心如何把赵家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经营好维护好，并希望日渐长大的两个儿子，也能抱有和他同样的想法。但两个儿子从小到大争吵不断互不相让，让赵静安颇为头痛，所以遇着兄弟俩愿意一块合作做点什么事情，不管事情大小，他都会尽力支待。赵静安近来还发现，自从天宝、银宝一块上了北京大学，俩人的争吵好像少了，互相商量的时候多了，连平日所穿的衣裳也换上了一模一样的学生装。他想，儿子们也许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一次翠喜埋怨两个儿子整日“救国”“革命”，把学业都耽误了，还搞什么“读书会”, 弄得家里每天许多的学生进进出出，他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好好管教。赵静安就说：“唉，这时代确实是有些不同往日了，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看也没什么不好。你没看见那每天来咱家的学生里面，还有许多漂亮的女学生呢，兴许里面哪个就成了你的儿媳妇了，你这个当妈的还是多留意留意吧。”

    其实用不着赵静安提醒，出于女人的本能，翠喜早早就注意到了那些经常出入赵家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叫杨子玲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格外引起了她的注意。不过注意到杨子玲的远不止她一个，杨子玲走到哪里都无法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容貌俏丽出众，性格热情洋溢，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青春气息无不感染了四周。这个姑娘太出众了，凭着母性的直觉，翠喜预感自己的两个儿子将会因为这个女学生招至不幸，但她的直觉却没有告诉她，这个姑娘身上潜藏着的危险也威胁到了她自己，要不后来她就不会让杨子玲走进自己的卧房，让她看到那张巨大的铜床了。

    母亲的直觉一点没错，此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为着杨子玲发着狂。

    天宝、银宝第一次见到杨子玲，是在一次学生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里 。还没等引见的同学开口，杨子玲就说：“你们先别说，让我猜猜看。嗯，这位穿长衫，左手拿标语的是弟弟赵银宝。这位穿西服，右手拿标语的就是哥哥赵天宝了。”

    “杨小姐真是好眼力！”

    “不是我眼力好，是两位公子名气大。早听人说，你们俩一人是左手， 一人是右手，一人穿长衫，一人穿西装。还有，一个人的头发往左边梳，另一个人往右边梳。咯咯咯，初次听到时笑死我了，今天一见还果不其然咧。不过，我到觉得你们要是穿上你们北京大学的学生装，肯定比你们现在中不中洋不洋的打扮要更帅气。”

    在又一次学生的聚会，因为有杨子玲参加，天宝、银宝不约而同的换上了崭新的学生装。杨子玲依旧是男生们围拢的中心，但她远远看到天宝、银宝，摆脱了包围，跑了过来。

    “你看，我说的没错，你们这样就更象革命学生了。”

    当时学生中流行“救国十人团”，十来个志趣相投的学生凑在一块，咒骂官员的腐败，纸上谈兵式的议论救国的办法。天宝参加的是“阳光社”，觉得救国最紧要是强健国人的体魄，强健体魄才能不是东亚病夫。而银宝参加的“新生社”则主张救国要从文艺着手，文艺最容易让民众理解古老礼教的黑暗可恶，以及“科学、民主”的光明可爱。天宝和他的伙伴们经常打篮球、排球，日日练跑步、跳远、掷标枪扔铁饼，冬天洗冷水澡，夏天光着膀子日光浴。银宝和他的伙伴们则常常聚在一块吟诗作赋，排演西洋音乐、戏剧，钻研如何让每一句稚嫩的台词，都能透出奔赴新生活的感染力。

    天宝、银宝都想邀请杨子玲参加自己的社团，杨子玲也都爽快的答应了。她和天宝一起打网球、排球，观看天宝在篮球场上优美有力的运动动作，让她感到轻松愉快。而与银宝一道谈论雨果、左拉、狄更斯，听他朗诵一首首动人的诗句，或者在斯坦威钢琴上弹奏莫扎特、舒曼优雅的抒情乐曲，则也让她感到心旷神怡。

    赵天宝打听到杨子玲家住灯草胡同，父亲是位中学国文教员。恰好灯草胡同是由赵家的伙计在送水，天宝就跟这个伙计商量好，杨家的水由他去送，但不许告诉任何人。

    杨子玲的父亲很纳闷，怎么近来给他们家送水的水工，换成了一个穿学生装的小伙子，而且每次不是少收了水票，就是干脆忘了收。杨子玲也乐得在一旁抿嘴偷笑。

    而银宝则开始写一首首的抒情现代诗，含蓄的表达他的爱慕和想念，他的痛苦与煎熬，然后偷偷的寄给杨子玲。但每当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小心翼翼的向杨子玲询问那些诗的下落和观感时，她却总是笑而不答，咯咯笑着跑开了，撇下赵银宝一个人，一脸的怅然。

    杨子玲喜欢看西洋小说，能借的地方几乎借了个遍。一次她随口说：“我们能看到的书太少了，你们看，现在大家都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为时髦，但连一本马克思的原著我们都没能读到过，如果能组织个读书会，让同学们把自己的藏书都拿出来，集中放置一个地方，成立一个的图书馆，大家免费借阅。这样加入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能看到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主意好，我们家院子大屋子多，也够宽敞，我看可以把图书馆设在我们家。” 赵银宝连声附和。

    “好，我去跟父亲说。”赵天宝也附和连声。

    读书会出乎预料的发展了起来，参加的学生很快增加到了数百人，藏书多到上万册，经常上有千人在借阅。“读书会”的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杨子玲和天宝、银宝，还有几个义务的志愿者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然后每人挟一大捆邮包，送到邮局去寄给那些不能亲自上门借书的人。

    虽说读书会是个赔钱的事情，看到两个儿子有这样张罗事情的能力，赵静安也很高兴，看人手不够，就把老管家杜升的儿子杜顺，安排去给“读书会” 帮忙。杜顺的小名叫小顺子，赵家大院上上下下都管他叫小顺子。小顺子比天宝、银宝小了个两、三岁的样子，长得中规中矩，象他爹一样，整天垂着两只手育拉着眼脸，一幅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的样子，但干起活来也确实是异常的干净利落。

    小顺子成了这个小小图书馆的专职管理员，每天仔细的做着两位少爷或者杨小姐交给他办的事情。小顺子有着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性格，少爷们和杨小姐说笑的时候，他总在一旁默默的做着手上的事情，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似的， 但如果有谁突然喊他一声“小顺子≈ot;, 他也会马上答应，反应异常的迅速。

    有时候， 大少爷和杨小姐去打网球，叫上他一块，他就在场边跑来跑去，帮着捡球。叫他上场打两下玩玩，他总是一脸憨厚的笑着推说自己不会，死活不碰递给他的球拍。而有时候，腼腆的二少爷将彻夜未眠写下的诗句，放在信封里叫他送去给杨小姐，他也总是面无表情的将信递到杨子玲的手里，说：“杨小姐，这是二少爷让我给您的信。” 他从不打听信里装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二少爷不自己把信交给杨小姐。

    没人知道小顺子心里想着什么，也没人关心他心里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已知道，每当杨小姐出现在他近旁的时候，虽然他从不敢正眼看上一眼，但他的两只耳朵，却无一遗漏的捕捉到了，属于她的每一声细小的响动。如果杨小姐从近在咫尺的身边经过，他会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等待着杨小姐的衣袖搅动起的空气中，飘来的阵阵美人樱般的沁人芳香。

    而在一个又一个孤独冷清的夜晚，小顺子的脑海会不由自主的漂浮起杨小姐迷人的身影。每当此时，他就感到身体里有一千支火苗在燃烧，有一万匹野马在狂奔，但他能做的只是叹息着将手伸到胯下，将那涨热的胯间之物死死地扼住。有几次他不小心弄脏了褥子，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母亲的责骂。他觉得父母的打骂是对的， 他不应该弄脏褥子，一条褥子要用许多个冬天。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找了块擦桌子的抹布，等着射出的。抹布很脏，但已让他满意，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卑微得如同赵家一条看家护院的家犬。

    有一次，有好几日没见到杨小姐到图书馆来，从两个少爷的闲谈中，小顺子知道杨小姐得了伤寒正在家养病。后来老爷也过问起此事，并特意请了一个最有名的老中医，给开了一方专治伤寒的偏方。老爷把药方交给小顺子，让他到药铺抓了药给杨小姐家里送去。

    开方的老中医很有名，所用的药引也最奇特：经霜三年的甘庶、结子的平地木、原对的蟋蟀等等，多是稀奇古怪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这次开了味“冬天的芦根”。 老爷知道这中药里的药引多是为了多讨几个钱的设计，对药力并无影响， 所以只给了小顺子一块大洋，交代他只管抓药，药引子不用管它。

    到了药铺，递上药方，小顺子就问有没有冬天的芦根。药铺的伙计白了他一眼说：“有，很贵，单这一味冬天的芦根就得三块大洋。”

    小顺子说：“你等等。”

    小顺子没有三块大洋，但他不知哪来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弄到这三块大洋。他从药铺出来，走过几条街，在一家首饰店门前停了下来。首饰店里有不少的人，有个胖胖的阔太太模样的女人抱着个孩子，在挑选长命锁之类的小玩艺儿。胖女人的腰间鼓鼓的，露出个包着大洋的手帕的一角。小顺子想都没想，悄悄挨近胖女人身边，突然把手伸入胖女人腰间的口袋，掏出那个手帕，撒腿就拼命往外跑。当胖女人反应过来，扯开嗓子叫喊时，小顺子已跑出去了半条街。

    小顺子只顾拼命往前跑，中间摔倒了两次，一次摔破了左膝盖，另一次摔破了右膝盖。但几乎在摔倒的同时，他都能立刻从地上弹了起来，继续往前跑，鲜血染红了他的裤管和鞋面。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小顺子终于瘫倒在一个僻静的旮旯里，再也跑不动了。他在那呆到了天擦黑，药铺快打烊的时候才返了回去。手帕里有六块大洋，小顺子把六块大洋全码在了药铺的柜台上，让药铺伙计给他包双份的“冬天的芦根”。 伙计陪着笑脸说没问题，抓了些草梗样的东西包到了药包里。小顺子觉得，贵重的药用得越多，杨小姐的病就应该好得快些。

    三、四天后，病愈的杨子玲重又出现在了赵家大院的小图书馆里，大伙儿都非常高兴，极少到偏院这边来的赵静安，也特地过来看望。小顺子听到杨小姐在为送去的药向老爷道谢，说多亏了那几付好药，病才好得这样快。

    与平日一样，小顺子依旧低着头，仔细的做着手上的事情。他觉得，杨小姐的病能好得这样利索，他那加了双份的药引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曾为此做了些什么，他心里的那个高兴，也同样无人知晓。

    这天，翠喜的丫环小红，也过来请杨子玲。在赵家大院，杨子玲虽然与翠喜碰过几次照面，问过几回安，但从未单独一起说过话，心里未免有些紧张。她心情忐忑的跟在小红的身后，在回廊里迂回转折的走了五、六分钟，来到了静谧的后院。

    后院极为宽敞，布置得也考究。院内方砖漫地，青石作阶，院中栽着几株修剪整齐的石榴树，树下凉棚鱼缸里养着几尾胖乎乎的金鱼。穿过卵石铺就的小径， 杨子玲一路来到后院的正房，院子的女主人正等着她。

    “子玲姑娘病好些了吗？”

    “谢谢伯母关心，我的病全好了。

    “好利索了就好啊，以后你可要多多注意身子，你可不知道，你病了的这些日子，我们家的天宝、银宝都急成什么样，后来，连他们的父亲也跟着一块着起急来了。” 翠喜第一次近距离的打量杨子玲，果然标致得象画里的西施貂蝉似的，难怪两个儿子着迷成了那样。

    “谢谢伯父、伯母，我以后一定会多注意的。” 杨子玲被翠喜打量得浑身不自在。

    “来，你坐我跟前来。我这个做长辈的一早就想送点小礼物给你，这次你病好了，正好拿出来给你，也算讨个吉利。” 翠喜拿出来的是一对正翠玉镯，那还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再往上也不知传了多少代人了。这对玉镯是从一块石料里开出来的，翠玉相连，水滴，就算是个外行也能一眼看出价值不菲。

    “使不得，伯母。” 杨子玲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拿着吧，孩子，这是伯母的一点心意。”

    “不不，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杨子玲几乎就要转身朝屋外逃去了。

    见杨子玲坚决，翠喜也不再坚持：“也好也好，今天你不拿，就还先放我这。我这些东西呀，以后自然也还是你的。我说这话你别见怪，如今你们这些念过书的孩子，都时兴自由恋爱了，我们做爹妈的本不该多管，但大家都知道天宝和银宝都特别喜欢你，你也常和他俩在一块，你能不能给我这个当妈的透句话，你觉得，他们俩你更喜欢谁？ ”

    杨子玲的脸“刷”的红到了脖根：“伯母，我和天宝、银宝都是要好的同学， 我们一起办读书会也是想着为社会出一份我们年轻学生的力量，我从未想过喜欢他俩谁更多一些，而且喜欢和恋爱也不是一回事。” 杨子玲说的是心里话，她确实喜欢和天宝、银宝在一起，也确实觉得他俩比整天围在她家门前的那些贵胄子弟、新贵公子可爱得多，但她总觉得这种喜欢，总还缺了点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他俩之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杨子玲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孩子，原谅我这乌鸦嘴说错了话。这喜欢和恋爱是怎么个分法，我们这老辈人看来是闹不清了。不过，你再想想，有没有可能，这喜欢有一天也能变成恋爱了呢？你再想想，再想想，如果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就来跟我说，我这老妈子替你做主，好不？”

    杨子玲自己都记不清，这天是怎么就结束了谈话。恍恍惚惚从后院告辞出来， 一路往回走的路上，她没有再想翠喜和她说的话，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张床怎么那么大那么奇特呀？我当时怎么就有了想要委身于它的冲动呢？”

    刚才在后院正房，杨子玲第一次见到了那张巨大的铜床，大铜床在正房的一侧，与她和翠喜说话的地方，隔了扇雕花镂空的屏风。从屏风的镂空处，可以看到大铜床的局部，但看不到全貌。虽然只瞥了几眼，但那古旧铜器的温暖光泽，床架上那翻云覆雨般的叶蔓状花纹，还有那几乎漫无边际，雪白一片的柔软床榻，这些细节就都牢牢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让她的脸发烫心狂跳。

    1919年，这年发生了件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儿，巴黎凡尔赛和会。和会召集了几十个国家，商量处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划分战胜国战后的势力范围。按着和会的协议，战败国德国占领的中国领土没有归还中国，而是要给予日本。消息传来，震惊和愤怒席卷了中国，学生们走上了大街。，这个在所有行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经常出现的场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古老的北京城。

    五月四号，谋求现实利益的，与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学校的学生涌出了校门，涌上了街头，警察和学生对峙在街道的两头。

    激愤的学生点燃了亲日派官员的住宅，群殴了驻日的大使，而警察则把成百上千的学生抓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手无寸铁的学生组织与拥有警察、军队的几经对峙，青年学生得到了各地民众甚至年轻军人的支待，北京则一时势微，被迫释放了关押的学生，撤职了中的亲日官员，学生运动似乎一时占了上峰。

    但是到了十月底，暂时平息，学校重新复课，警察和暗探的秋后算帐就开始了。

    赵静安听到消息，他的两个儿子和“读书会”的一些骨干学生，是中的骨干，上了暗探的黑名单，而且已经有一些学生领袖莫名其妙的突然失踪或者已经死亡。北京已不能久留，赵静安打点关系，赶快把天宝、银宝送到了上海，打算由上海到国外去留学一段时间。

    在北京大学期间，赵银宝和他的同学们就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在他们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能够帮助打败这些欺压中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的社会理想，而且俄国的十月革命给出了现实的案例。既然是去留学，银宝就决定到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去，而天宝则不想去那么远，他打算去日本，日本路途最近，一旦风声过去，他也可以尽快返回北京。

    在喧嚷的码头，天宝送银宝登上跨海的轮船。站在轮船的甲板上，银宝看到天宝挤在黑压压送行的人群里，吃力的向他挥着手臂。

    “弟弟，你一定要多多保重，早点回来！”

    “哥，我记住了，你放心回去吧！”

    十多年来，这对争吵不休的兄弟，大多直呼其名，极少以兄弟相称。此时， 银宝的眼眶噙满了泪水，也使劲向天宝挥起了手臂。

    眼前灰蒙的景象，纷杂的心情，催促着离别的汽笛，恰如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一幅缩影。谁能预见，二十九年后，当这对兄弟再度相遇时，却已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