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芬来小时候母亲宿浩清常说当年要是计划生育工作抓的紧就没你这个小三儿了，父亲纽继科说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西南某国防科研基地工作，他想再要一个孩子就让母亲又怀了一个。196八年春天他们的小儿子纽芬来出生，这一年大儿子芬华10岁，女儿芬芳7岁，父亲40岁，母亲39岁。纽芬来的母亲宿浩清出身于东部地区一个大户人家，芬来小时候父母工作太忙顾不上管教他，2岁的时候父亲利用到上海出差机会把他送到位于宁城郊区普天镇里的宿家老宅，交给外婆和大舅妈来照管。外婆家的房子有三层院子和一个花园，大舅宿浩国家住在前院，他家的大表哥宿运新在轮船上当船员，住在大连很少回来看望父母。二表哥宿运林原在城里一家工厂上班，表姐宿运美1966年正在上高中，因为受大舅被赶回农村的牵连，也都被从城里赶回村。二表哥在镇里的运输船队负责修理柴油机，经常随船队一起外出运货，表姐和大舅一起在葡萄园干活。大舅妈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每天在家里做饭收拾家务很少走出大门。外婆宿贾氏和二舅宿浩梁一家住在第二层院子里，二舅仍在葡萄酒厂上班，因为工厂离的远，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家。外婆年轻时上过小学，这在镇上和她同年龄妇女中是比较少见的，她说她和外公从小定亲，是外公家出钱让她上的小学。二舅妈是个医生在县医院上班，她对芬来说：我和你妈妈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只不过你妈是在我上到大三时才进的医学院。他们家的大表姐宿运红1963年考上外地一所医学院平时不在家，二表姐宿运泽1966年高中毕业，二舅妈通过关系让她在附近一家制药厂当了工人。

    宿家老宅后面的第三层院子被别人占据，那家人在通往第三层院子的过道里砌了一堵墙。刚到外婆家时芬来还太小，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人占据了外婆家的房子。一直到回自己家上学后上5年级时母亲才给他讲了这一段历史。普天镇大地主彭家解放前有个叫逄金安的长工，你外婆说他不是本地人，是抗战胜利后不知从哪里流落来的一个流浪汉。解放后他上过扫盲班和工农速成中学，和本镇一个姓隋的贫农女儿结婚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1967年八月他当上了县副主任兼公社革委会主任。从196八年初开始正式转干，以后按科长级发工资。他相中了宿家的房子。当时住在镇上的宿家几支近亲都受到冲击，大舅一家刚从城里被赶回老宅。虽然住进了宿家的房子，但为了表示自己同房主之间是划清界限的，他让人在通往第三层院子的过道里砌了一堵墙，进出都走后街上花园的后门。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公社革委会主任以后，他觉得自己家的房子太破旧就把家搬了过来。

    从那以后来找他办事的人一律都走宿家花园的后门，刚当领导的时候他还是每天骑自行车去15公里外的县城，1970年4月他不再兼任公社主任。说话去掉了那些农村底层居民的口头语和粗话，按照城里机关干部的样子换了包装穿起中山装。从1972年夏天起他有了自己的专车一辆绿色北京212吉普车，有了权力以后他把儿子安排到县城电信局上班，女儿安排到城里一家丝绸厂和唱片厂上班。平时儿女都住在单位单身宿舍，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二人。逄金安在1977年被撤职，把他送进监狱判了个无期徒刑。逄金安被捕后新的公社领导为落实政策，让逄家其他人搬回他们自己家老房子，宿家收回了自己的房子和部分财物。19八0年以后逄金安的儿子在县城分了房把镇上老房子卖掉，让他妈搬到县城去住逄家人离开普天镇。

    长大以后芬来一直认为在外婆家那几年过的很快活，他和外婆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次他问外婆：“您为什么不和我大舅住在前院？”“我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几十年，你大舅在城里住的时候你二舅住在前院，大舅回来后你二舅才搬过来和我住一个院。”“那他们为什么要搬回来？”“你还太小搞不清楚这些事情，等你长大了回到自己家你妈妈会给你讲这些事情的。”每天早晨外婆都起的很早，和二舅妈一起烧早饭。吃完饭后舅妈和表姐宿运泽去上班，芬来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有时候外婆带着他到前院去和大舅妈聊天，帮她作一些家务活，再大一点儿芬来就可以自己跑出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儿了。从外婆家的大门出来是一条不宽的石板路，走出这条小巷就是普天镇一条主要街道南北向的天鑫街，往南走街道两边有镇供销社和几家手工业作坊。芬来经常跟着外婆在那几家小作坊门前看里面的工人加工酱菜，布鞋和木器，路过一家酱油醋厂时会闻到从里面飘出来的酸味。沿着天鑫街继续往南走在普天镇南边有一条贤良河，河上有一座大石桥，桥头一块大石头上写着很多字，外婆说那上面写的是贤良桥，大明永乐5年。一次夏天晚饭后和外婆一起外出走到附近一条小巷里迎面走过来一对中年夫妻，男的个子不高又黑又瘦寸头穿蓝裤子白衬衣棕色老三条皮凉鞋，女的和她丈夫身材一边高赤脚穿灰色短裤小背心圆脸短发手里拿一把锄头。那个女的迎上前来和外婆打招呼：“大娘带外孙出来走走。”“你还用下田干活？”“农民哪能不下田干活。”那两个人走远后外婆说他们就是住在后院的人，芬来说：“大舅妈说他们是坏人。”“那个女的并不坏。”贤良河南边房子不多往南去的公路两边都是稻田，大舅家二表哥宿运林干活的船队经常停泊在河边码头上。芬来跟着二表哥上过几次他们的水泥船，那条河水是灰色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外婆禁止芬来一个人到河边去，也不许他下河去学游泳，说河里的水太脏会影响身体健康。沿着天鑫街往北走路两边都是两层楼房，有很多小饭馆和小商店。那个时代普天镇有两万居民，所管辖的7个村庄有八000人，全镇共有1万八千亩耕地。这是一个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地方，生产的木器、刺绣和工艺美术产品、传统食品、酱油醋和酱菜都很有名气。天鑫街北段过去宿家人所建的一些店铺，部分宿家人住的房子具有与众不同的石结构和带有西域特点的装饰花纹。

    闲着无事的时候外婆经常给芬来讲故事，这当中有传统的民间故事，也有外婆的家史和爸爸妈妈年轻时的一些事情。一个学龄前儿童当然无法理解在他出生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芬来对这些故事也不感兴趣，唯一记住的就是外公在抗战时期被鬼子飞机扔的炸伤成了残疾人，不到70岁就去世了。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跟大舅和表姐宿运美一起到葡萄园去，大人们干活他自己在一边玩儿，有时候也有其他妇女带来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大舅爱喝葡萄酒，这是一个与周围那些农民完全不同的习惯，二舅从工厂回来时经常给他带几瓶葡萄酒。高兴时他能喝下一瓶葡萄酒，让表哥、表姐和芬来也都喝一点儿，并且能对酒的质量做一番评论。大舅喝酒从来没醉过，他说喝自己家葡萄园出的酒不会醉，每当他说这句话时大舅妈都提醒他在外面不许这样胡说，小心招来不必要的批斗。大舅说他明白，在外面从不敢信口开河乱说，以免被扣上地主资本家孝子贤孙的帽子，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芬来的外公宿家人历史上一直以经商和从事手工业为主，种田的倒不多。外公家这一支传到外公的父亲也就是芬来的太外公时拥有城乡两处财产，在城里有一家小糕点铺，普天镇有一个生产白酒和黄酒的小作坊，两家店和在一起不到50名伙计。太外公年轻时曾在上海上学，读过不少刚传进中国的外国新书，政治上支持变法维新，主张实业救国。等到他接管家产时也开始在家里实行变法维新，请洋师傅到宿家的酒作坊来担任技术指导开始生产葡萄酒和啤酒。改变过去不买地只经商的传统，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低产田改造成葡萄园。在山区买地种葡萄和啤酒花，出钱在山里修简易公路好让卡车能进山运货。虽然这项改革遭到镇上很多老年人和长辈们反对，但其结果却是让那些对改革痛心疾首的老顽固们所意想不到的，宿家的酿酒作坊很快就发展壮大成本地最大酿酒企业。

    酒厂成功以后太外公又对小糕点铺进行了扩建和股份制实验，建立了一家食品公司，并在城西的西苇塘造地建设新的食品工厂。西苇塘原是城西一个水很浅的湖泊，据本地县志记载，从明朝开始当地的市政部门开始往里面填埋垃圾。到清末时已经把西苇塘大部分都填满了垃圾，成了一个臭气熏天，蚊蝇遍地的大垃圾坑。辛亥革命后，革命党派来的廖省长想干出些值得后人纪念的政绩，他召集本地商人和有钱的大户人家开会；宣布把西苇塘土地以30亩为单位划分成若干块，谁能把地面填平土地就归谁免费使用，本城垃圾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填其他洼地。宿家作为食品公司最大的股东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和省签定承包填平120亩垃圾坑的协议。为进行这项工程公司购买了10辆卡车和若干辆大车，买了一台当时在这里还从未有人见过的蒸汽压路机和一台美国造推土机。公司的卡车白天运输其他货物，晚上从西山的废弃采石场和指定的一座小山上取土地点往西苇塘工地运土和碎石。蒸汽压路机开到工地施工时招来了很多附近村民来看热闹，在已经由压路机压实的土地上食品工厂的建设工程，还有从西山一处泉水到工厂的引水管道同时开工，整个工程都进行的十分顺利。其他几家都是人工作业，速度和质量当然比不上食品公司的机器。一年后食品公司新工厂开工生产，在本省首开用新式机器大批生产饼干糖果的先河。紧接着酒厂也搬了过来，酒厂和食品厂合并为一家公司，开始在新厂区生产葡萄酒，啤酒和传统的黄酒，白酒。由到西苇塘造地办厂各家企业联合出资建设的通往市区公路在1919年3月通车，这是本省第一条沥青路面公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家食品公司已经成为全省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太外公也当上了国会议员。

    食品公司的股东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大户人家和生意人，只有本城黑道老大汪大可是个例外。汪家最早是城北一个小地主，从汪大可的父亲开始勾结外国人和外地毒贩靠贩开烟馆起家逐渐发展成为本地黑道老大，发家之后汪大可觉得如果继续只从事那些黑道上的生意，会被人耻笑也影响家族的名声。辛亥革命后他关了烟馆，开始向多家工商企业投资。因为太外公是国会议员本城的名人，所以汪大可亲自出马同太外公和其他几位大股东谈判。他许诺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他的手下人今后也不会来给公司捣乱，他只想入股分红。必要时帮他通过银行作一些黑市货币交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洗钱。太外公问出了事谁负责？汪大可说与他有关的生意出了问题他一定负全责。双方谈判的结果是汪家以现金出资占公司股份的12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从那以后他手下的人再也没给公司找过麻烦。1926年他还把二儿子汪欣远送到食品公司，让他学习企业管理以后好管理汪家的产业。

    20世纪20年代末，日资企业大举进入本地市场成为汪大可参股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争夺市场汪大可手下的人与日本公司雇用的日本浪人还有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多次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死伤。抗战爆发后汪大可知道日军来了以后不会放过他，带领手下人出城自封城西保安司令与日本人打起了游击。1940年汪大可的队伍被日军击溃，汪大可受重伤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医院里。他的部下一部分投奔国民党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新四军，个别人回城当了汉奸汪家势力彻底垮台。抗战胜利后汪欣远从大后方回到省城，收回了被汉奸占据的汪家房产和在食品公司的股份，继续在食品公司上班直到解放后退休。

    1934年太外公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就把家产提前作了分割。外公的哥哥得到了城里的店铺和毛纺公司的股票，外公分到了宿家在食品公司的20股份，接替他父亲任食品公司董事长。外公的弟弟分到宿家在山区种啤酒花和葡萄的土地，一部分房产，还有宿家与别人合办的车行（车行既今天的汽车运输公司）股份，外公嫁到外地的妹妹分得一笔钱。1936年太外公去世，他留下的产业由三个儿子继续经营。1937年抗战爆发后八月初日本飞机就开始来轰炸西苇堂工业区，为避免更大损失外公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公积金全部分给各位股东。派人到山区外公弟弟住的地方去对已经找好的一个山洞进行修整，公司部分原料和产品运到山洞里存起来部分设备也运过去。公司库存的啤酒，黄酒和葡萄酒马上运进山，运不走的一部分减价处理卖掉，不求赢利只要能收回成本就行，一部分和公司生产的饼干，罐头一起送到前线去慰劳国军。日军快到省城之前外公召集最后一次股东大会，决定他带领一部分人员到山区去建一个新工厂，第二大股东彭家负责公司的留守。日军占领省城前八天，外公带领全家和公司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乘他弟弟派来的大卡车撤往山区，房子委托留在镇上的近亲照管。

    日军占领省城以后发现公司的存酒和库存产品还有原材料已经全部运走，认为这是不与日方合作的具体表现，把彭家的几个人抓起来关了2年，企业由一家日本公司接管。日本公司派来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头，把公司部分工人找回来继续进行生产。外公带领全家撤到山区他弟弟住的地方以后和公司的主要技术人员一起确定了新厂址，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两个月后新建的小酒厂开工生产，同时开始为国军生产压缩饼干，糖果由于没有原料停止生产。以后为解决战争带来的汽油紧缺问题，根据的命令工厂停止生产白酒改产作汽车燃料用酒精。公司生产的啤酒和葡萄酒主要供应附近一个小镇上从平原地区撤退来的学校老师，还有聚集在那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尽管撤到山区躲开了日本的陆军却躲不开日本飞机的轰炸，193八年外公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工厂时受伤，伤治好后右腿留下了残疾。1942年秋天美国空军飞机进驻40公里外一个新修建的机场，外公在地方组织的一次慰问活动中带着公司产品去机场。美军官兵喝完后大为赞赏，美军上校指挥官通过翻译告诉外公，他们不习惯喝中国的绿茶，今天能喝到这样好的酒非常高兴，想到公司参观并建立长期供应关系。过了几天上校带着两名军官和一名翻译乘吉普车来到公司，见到公司有两名欧洲来的犹太人，负责种葡萄的梅厄先生和啤酒技师卡察夫先生他十分惊讶。这两位犹太人问上校，他们想在战争结束后移居美国，美国能否接纳。上校说这样的问题他无法回答，如果到那时双方仍然能保持联系，他也许能给帮些忙。看完公司生产设施和存酒的山洞，这几位美国人十分满意。上校通过翻译告诉外公；以后我们会定期派人来买酒，钱吗付给你美元。中午吃饭的时候外公问上校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现在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和地痞经常给公司捣乱，拦截公司卡车。你们能否向当地驻军长官反映一下，让他约束部下别再来公司捣乱，上校回答一定尽力。几天后公司的司机出车回来说通过哨卡时国军官兵不再故意找麻烦伸手要钱了，当地的一些地痞也不来捣乱了。

    1943年大舅从撤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按规定必须参军，大舅到国军部队里跟着美国顾问学习无线电技术。1945年抗战胜利后外公带领全家回到普天镇自己家的老屋，和其他股东一起收回了已经停产一年的食品公司。1945年10月份母亲离开家到城里继续她的高中学业，平时住在城里外公的哥哥家节假日才回到自己家里。1946年二舅离开家到法国去学习葡萄酒生产技术，1947年底大舅从国军退伍回家。外公因为行走不便就把公司的事物全部交给大舅负责，让他当上了公司总经理，彭家人任董事长，汪欣远任副总经理。芬来的母亲在1947年初由高中老师带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同年母亲考入城里的医学院。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城时芬来的爷爷随部队来到这里，暑假过后父亲从北方来到这里的工业大学继续学习，1950年初他们两个人在团市委开会时相识并相爱。1950年暑假时父亲把母亲带到家里去和芬来的爷爷奶奶还有叔叔见面，自己也到普天镇宿家老屋去和宿家人见面。母亲晚年回忆说家里人见了父亲都很满意，认为他不光一表人才，还有在省里当领导的父母，第一次和未来的女婿见面外公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父亲离休后在一次春节全家聚会时说：“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妈妈时，她穿着蓝色平跟皮鞋，深蓝色裤子，黄色花格毛料西服上衣。中等身材梳着两条长辫子，头发略带黄色皮肤白里透红。见到我时主动和我打招呼十分热情，会议结束后我特意在门外走廊里截住她，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当然也主动自报了家门，从那以后我们就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直爱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