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为民又惴惴不安地送了两天货，也没见董家人给他打电话。到了第三天早上，他出门刚走到北村口时，后面突然来了一辆摩托车直接将他逼停，车上下来两个一高一矮都留着板寸头的青年男子。为民认出高个青年就是前几天跟着董家兄弟上门恫吓他的人。低个子青年手里提着半截二十号的罗纹钢，他命令为民从车上下来，然后用钢棍戳着他的腿说:“有人给我出二百块钱让我打断你一条腿——别问我你这腿咋这么不值钱——你知道为啥不？”见为民不说话，俩人就开始用污言秽语骂他。高个子青年上前扇了他两巴掌，又踹了他几脚。为民站着不敢反抗，也不敢报警。他们又问:知道是因为啥事么？为民说知道。两名男子对为民反复威胁辱骂之后，就拿u形锁把他的车子锁上，然后他们开车走了。
直到两名男子骑车走远，为民这才掏出手机报了警。二十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开过来，来的是一名年轻的警官。为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经过跟他讲了一遍。民警说:“你也不知道拍个视频？你说叫我给你咋处理？看伤没伤，说威胁你也没证据，要说是啥老二支使人干的，更没证据。”为民解释说，那两个人手里有钢棍，所以他不敢拍照。民警最后让他先尝试跟董家人沟通，看啥情况；不行的话，再去所里报案，看领导咋给他处理。为民此刻才突然想起，这个时候，还没到正式单位上班时间。他又想，即便去派出所报案，自己还不是“没证据”。看来，现在他只有直接面对董家人了。
为民在路边拦了一辆空三轮车，花了二十块钱将车上的货倒运回库房。他又叫了两个路人帮他将三轮车抬到道沿上边。做完这些后，他就坐公交赶往医院:他想这次直接跟董老人谈他们之间的事，毕竟老人在他心中还是一个讲理的人。
医院离得很近。为民下车后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些水果牛奶之类的食品，来到老人的病房。这时，医生还没上班，只有交接班的护士进进出出，穿梭往来。
病房里十分安静，为民在门口偷看了一眼，只见董老太正在给老伴按摩脚部，旁边并没有其他亲属。老人右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半仰卧在床上，面色红润，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为民进门简单询问了老人的病情，接着就谈到了事故的责任问题。老人虽然承认自己有责任，但他认为姚为民的责任更大。
他说:“小伙子，你把事情想的太简单啦！这还有以后的康复治疗、保养、护理以及误工费等问题；你以为光是住院的花费？我的意思是，你先把医疗费出了，以后其他事等出院后咱们再商量。你也别听俺老二说要多钱，他那是在胡说八道，啥事都有个哈数，不是嘴一张说多钱就多钱。”
为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叔，这样吧，住院费我一个人全出了，其他后续的事情你们自己负担，你看行不行？”
老人说:“这个事我做不了主，得和娃们商量。等我出了院，你可以多叫几个人到我家来，我们坐下来谈一一这不是打捶的事，咱们得拿道理说。如果私下说不倒，咱们还可以放到公家说。我们不会因为你是乡里人，就欺负你，对不？”老人说起话来干脆利索。
姚为民点了点头。又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他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老人。老人说，这事他并不知情。随即给二儿子打电话，问他是谁干的这事，训斥他这是“胡来″，并叫他马上支使人把钥匙拿过来。为民听见董老二在那边问“交住院费了没″，他就赶紧把钱包亮出来给老人看。老人说:“人家小伙子带着钱，给我买了东西，态度啥都很好……”
老人挂了电话后，告诉为民，那边马上会有人过去给他开锁的。
为民将钱包里仅有的三千块钱交到老人手中，说自己回去之后再筹集七八千块钱，这一两天就会送过来。老人说:“行，小伙子，都住在一个村子，我信你。”
等为民坐车回到村口，发现车子已被解锁，他把车开回去，继续去送他的货。
过了两天，姚为民主动拿了七千块钱交给董老人。董老三这天在医院服侍父亲，他突然神秘地把为民拉到楼道的僻静处，问他有没有给医生或者护士说过，他爸的腿是因为交通事故而受伤的。为民说:始终都是你们在跟医院沟通，我啥都没说。董老三还叮嘱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来医院，如果住院费不够，他们会电话通知他的。为民心里怀疑，是不是董家人还准备骗去国家医保？
为民数着日子送了十天货。到了十一月初九下午，董老二忽然打来电话，说他爸上午刚出院，让他过去看一下，商量商量赔偿的事宜。姚为民听了，心一下子像被人用绳索捆住了一样紧张难受。他想，自己势单力薄，要跟董老二这种恶人谈判肯定得挨宰，应该找个有点实力的人，才不至于被讹诈。可是，找谁呢？偌大的城市，除了王文利和另一个送货的同事以及周老板，再没有人可以帮他。尽管他知道他们都很忙，但不得不打电话求助他们。
王文利说他在外送货，天黑才能回来。好在那个同事和周老板甘愿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先后赶到了南后坡村。为民给俩人交代好他的赔偿底线，买了些营养补品，按照董老二说的地址，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敲开了董老人租住的房门。
看见男男女女的一屋子人，唯独没有董老二和老三，姚为民心里便松了口气。他想对方这边如果是老人做主，总要比董老二好些。然而，老人却说他拿不了这事；本来他家老二要说这事的，临时有急事走了。为民让老人给他家老二或者老三儿子打个电话说一声，然后现场这么多人一块商议一下，今天争取把这事了结。老人说:我家老二走时叮咛，叫我转告你明天上午再来说事。为民不甘心白来一趟，一心想让老人拿主义，于是就当着众人的面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等着老人回应表态。但老人并不接招，理由是儿子不让他管这事。这时，屋子里那帮前来探望老人的亲戚朋友都七嘴八舌地替老人表了态:有说他全责的，有说老人不懂法的，有担心后遗症的，有说精神赔偿金的，有拿事例给他做榜样的。为民听了，悲哀之余，却一点没感到意外，因为这符合他对周围大多世俗凡人的品性的认知一一只有立场和利益，没有良知和底线。
为民赶紧拉着同事和周老板离开了董家，多看一眼那些人的丑恶嘴脸，对他实在是一种摧残和折磨。
次日上午，姚为民照常出门送货。十点多时，董老二又打来电话，叫他过去说事。为民告诉他自己出门送货了，只能另约时间。董老二又让他明天上午九点去他爸那里等他。为民因为不知道这个时间，他的那个同事或者王文利或者周老板，他们是否有时间，所以他也没敢答应董老二。
这天晚上，为民正在房子整理货，突然看见一个瘦高个子青年男子走进来，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上次在路上扇他耳光的男子。只见男子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递给他说:“不明白的地方就给姓董的打电话，没意见的话就把钱筹备好了。”男子说完，顺手摸了一个面包，问道:“有毒吗？吃了拉肚子找你哦。”边说边打开包装吃着，慢悠悠地走了。
为民一看，这是一张手写的表格，上面详细罗列了各种赔偿名目、数字、金额，还有文字注释说明。赔偿总额为十万八千九百八十八，除去为民已付的两万，再欠八万八千九百八十八；其中包含一年半时间的误工费，还有一万五千元的精神赔偿金。看着这一组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数字，为民不觉笑出了声，仿佛战士在嘲笑用空枪打劫的土匪一样。为民用火将那张纸点燃，可他心里的那股怒火却燃烧得更旺了。这晚，他半夜都没睡着。
仅仅过了两天，董老二就打电话问他“把钱准备好了吗″。为民告诉他，自己最多再出一万元，再多一分钱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想跟我玩法律？好，老子陪你玩。″董老二又大声叫起来。
姚为民以为董老二真的要去法院告他，他还特意做了法律咨询，准备应诉。但一周之后，他却等来的是董老二的传话，说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因此将赔偿金额给他减少到整八万，并且允许他分期赔款。传话的还是那个瘦高个儿青年，在为民一天晚上临睡前，他突然像幽灵似的出现在门口，瘦削的脸颊，瘦弱的身材，仿佛被门板夹过似的，让人联想到警匪片里的烟鬼。
姚为民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心里知道，董老二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只是不知道他通过何种途径实现。